第122章
除此以外。
还有宋代大量铜钱、白银外流问题，这个问题也是让王宽觉得非常严重的一件事。
不过他眼下还没有权力去处理这等重要问题，非要等到以后他身上官位再上一级，才能真正着手处理此事。
说到底。
一方面宋代货币精良信用稳定，东南亚、日本、朝鲜、金、辽（东北亚）等区域经济体一致通行宋货币。
至于其他地区，如西亚、欧洲和非洲，虽然并非如此，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丹麦考古队在中东仅发现两枚宋钱。
而在在南洋、日本、金国、辽国、朝鲜等国，宋币则是取代了他们本国货币，成为当地主要通行货币。
以至于作为一级东亚货币，宋代的铜钱大量外流东亚地区，帝国内部铜矿稀缺，造成硬通货短缺。
为应付不断增长的货币需求，真宗时期，成都民间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一种信用本位的兑换纸钞，代替铜钱仅仅在四川使用的一种地方货币，是为交子。
毕竟按照纸币的经济学定义，只有国家发行的才算真正纸币。
等到仁宗后改归官办，并定期限额发行。徽宗时期，改交子名为钱引，并扩大流通领域。
宋高宗绍兴三十年，即公元1160年，改为官办“会子”，会子主要有东南会子。
当然关于这些东西，也有叫它们为行在会子，以及湖北会子和两淮会子的，这都是个方向叫法不同而已，并没有本质区别。
但是为防止铜钱北流，宋朝政府规定在与金交界处仍然只能使用铁钱。
与交子不同，会子是以铜钱为本位的，面值有一贯（一千文）、两贯和三贯三种，后增印两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额钞票。
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定为三年一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以旧换新。熙宁十年（1077年）岁入7070万贯，农业的两税为2162万贯，占30%；工商税为4911万贯，占70%。
工商税收入构成朝廷财政收入的主体。
而关于会子。
其实第一次会子的发行额仅三百万贯。
一直等到乾道四年，即公元1168年，南宋前中期，宋高宗赵构末年时期，会子发行额才增加到七百万贯，再之后则是一直固定在一千万贯左右。
不过尽管会子加印与隆兴北伐有关，但是由于作为本位的金属货币没有相应追加，币值增长指数已经达到300%以上。到理宗淳佑六年，会子发行额增加六十五倍。会子虽与铜钱可自由兑换，但由于会子不断贬值，两者汇率也急遽走低。
南宋对维持会子的稳定与信用进行过一定的努力，除了制定数年一界的换新旧会子兑换制度控制流通量外，宋孝宗时期还制定了“中半纳入(地方上缴的税赋可以有一半用会子缴纳，并且不计贬值、依其面值计价)”的制度来确保其信用；然而1205年北伐失败造成的财政恶化导致了会子制度逐步走向破产，自宁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同时流通后，会子之多犹如决堤之水，物价飞涨犹如脱缰野马，出现会子挤兑铜钱的现象。
至嘉定二年（1209年），会子因为信任度不够，不得以只能换了种内容形式。
除了是南宋政府规定新旧会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兑换，同时严禁不按比例兑换会子，否则抄家，并鼓励打小报告互相揭发外。
同时这种以行政权力而非经济政策强制确保会子价值的手段无异于宣告会子信用破产，反而导致拒收会子与贬值的浪潮越演越烈，超级通货膨胀导致社会无论中下层都损失惨重。
在这般迫不得已下，于是南宋政府发还抄没的家产，并筹措一千四百万贯来回收旧会子，妄图解决这般国家重大经济问题。
而在南宋政府这种强力措施下，大概一直持续到了几年后，这场超级南宋国家经济危机才以此得以渐渐平息。
不过从此之后，会子也已无法正常进行。
毕竟南宋政府一旦发生财政危机，就会以滥印钞票饮鸩止渴，而理宗亲政后由于十六及十七次会子数量巨大，险些再度造成通货膨胀。
这般再至端平入洛之后，会子与铜钱的汇率从端平初年暴跌25%。
再加上第十八次会子发行量更加大，白米涨到每斗米三贯四百文钱，是孝宗年间十一倍，以至于天下百姓民不聊生。
于是南宋淳佑七年，南宋末代皇帝宋理宗颁诏，十七、十八界会子永远使用，希望借此来抑制物价上涨，但是两百文的十八次会子却连一双草鞋都买不到，会子已与废纸无异。
至景定五年，也就是公元1264年时，南宋末代奸相贾似道规定十七界会子须在一月之内全部换成十八界会子，并将会子改为“金银见钱关子”，宣布关子与会子的兑换比例为1:3，但通货膨胀依旧还是恶性发作。
不过，南宋会子虽然一路贬值，但与元、明两朝的彻底失败相比仍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流通与信用，故可视为近代前较为成功的纸币实验。
而除此以外，宋代的海外贸易也是相当繁华。
由于西夏阻隔西北的丝绸之路，加上经济中心的南移缘故，所以从南宋朝开始，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贸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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